73，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背后隐喻着从伦敦希思罗机场通往大英博物馆的一扇扇“门”，如果没有这些“门”，每个想进入伦敦市区的残疾人都不得不艰难地翻越“人造的藩篱”。

　　美国人安娜丽莎，一踏上英国土壤便开始统计那些帮助残疾人出行的无障碍设施，“从伦敦机场到大英博物馆至少有73个，不包括盲道和斜坡在内。”带传真机的公用电话、低位书写台、被用轮椅、固定轮椅装置旁的小桌……这些并不像盲道、斜坡、升降梯那样必不可少，但每一样都会化作暖流，流入生理缺陷者的心田。

　　英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更多的是依靠公众参与决策、民间组织推动、研究部门论证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实现，也许这正是英国在无障碍环境建设领先于政府决策、领先于国际标准的成功秘诀。

　　现状 伦敦 候机厅设有低位小便池

　　“这里的无障碍设施与英国的绅士气质相符，细致、体贴、彬彬有礼”。 “医师无国界”组织的志愿者美国人安娜丽莎虽然身体健全，但曾尝试从盲人、聋哑人和肢体障碍者的角度审视伦敦机场、地铁和伦敦的博物馆。以下是她的一段特殊旅程。

　　如果在乘机时已经填写需要特殊帮忙的单据，有一辆免费的机场电瓶车会在出站口等着她，直接把她和她的行李送到机场内的任何地方。在候机厅，她发现一切都“缩水”了——低位小便池、低位书写台、低位小桌、低位电梯钮、低位洗手台……当然，受关注的不仅是肢体障碍者，盲道、操作钮上的盲文、为听力障碍者而设的显示屏随处可见。

　　而最让人大开眼界的则是公用电话。为了满足障碍者向家人好友报平安的愿望，英国人在电话机设计上想尽了办法，机场不仅设有在轮椅上便可顺利拨打的低位电话机，还有方便聋哑人间通话的带传真机的公用电话，据说还设有为语言障碍者与正常人交流的带键盘的电话机，该电话可以将键盘输入的文字转化为声音，让听筒另一方听到报平安的声音。

　　从机场到伦敦市中心，无论采取哪种方式，装成残疾人的安娜丽莎都不会遇到“拦路虎”。巴士备有升降机及固定轮椅的装置，伦敦的出租车已经于2000年全部实现100%无障碍化改造；地铁出入站一般都有升降平台，站内的声音提示与视屏提示同时为盲人和听力障碍者工作，车厢内安排了固定轮椅的位置；如果想自己有车，也很方便，在每个大型停车场都备有专用残疾人车位，这些车位都比一般车位大并且设在整个停车场出入最便利且具有坡道的位置，其他车辆在此处停放则属于违章。

　　中小城市 所有车辆停下让轮椅过路口

　　英国的其他城市有与伦敦同样的无障碍设施，而与伦敦不一样的是，它们对残疾人更具人文关怀。“毕竟伦敦太挤了，没有时间停下来看看身边的人是否需要帮助，而中小城市却不是。”南安普顿大学的英国本地学生布里特说。

　　在英国的中小城市，如果你坐着轮椅，千万不要停在十字路口，最好缓慢过街或离开路口，因为只要有轮椅停在路口，所有车辆都会停下礼让轮椅通行，即便你不过街也会等轮椅离开交叉道。如果你是残疾人千万不要停在街头左顾右盼，因为这一行为会致使问你需不需要帮助的人络绎不绝，弄得你除了说“不需要，谢谢”之外，做不了任何事情。 其实，并不用感慨英国人多么善良、乐于助人，只不过“利人便是利己”的观念深入人心。“说不定哪天我就需要坐轮椅，到时候我该怎么办呢？”布里特说，在他们中学的课堂上经常讨论类似的问题。这样的焦虑随时在敲打着英国人的脑袋，也促使英国人更加关注现实中的残疾人。

　　原因 非官方组织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

　　英国政策法令的出台落后于实际的无障碍环境建设。虽然英国在1970年颁布的《慢性病人和残疾人法令》涉及无障碍设施，但对其强制规定是1995年颁布的《反残疾人歧视法》，这一法令的推出时间晚于我国1990年颁布的第一部涉及无障碍建设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英国今日取得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成绩，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非官方或半官方组织，包括地方准入组织、残疾人协会、建设设计协会等。以建筑审批为例，英国中央政府目前仍然参考建筑规范，而不是规划体系。这样一来，从社会制度与工程尺度进行的规划手段进一步被分开了。从而建筑设计协会、伦敦房屋小组这样的组织便成为无障碍设施的实际参与者与设计者。

　　不能进入公共空间，残疾人会告企业、政府

　　在英国，因不能进入某公共空间，残疾人会把企业、政府推上被告席。

　　自1995年《反残疾人歧视法》颁布后，残疾人具有了“无障碍平等通行权”，无论企业还是政府，一旦在法律规定的场所、区域不能给予残疾人通行或使用的便利，将可能被法院判处强制改造，甚至巨额罚金。

　　政府成为被告经常发生，但坐上原告席并不常见。某些企业违反无障碍环境标准，英国政府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这与我国多采取行政干预、审批限制或制裁的方式解决问题不同。在绝大部分英国人看来，采取政府与企业在法庭上平等申辩的方式，比行政命令更能让人心服口服，更能够让企业或个人真心实意地支持无障碍设施。

　　他山之石 无障碍设施

　　香港的盲人体验

　　本报记者赴港体验“黑暗中的对话”

　　在香港，社会对盲人的帮助基本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提供无障碍设施建设，比如建设盲道、十字路口的导航等等；一方面保障盲人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存权、工作权等。

　　当然，这些权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盲人和其他关注社会的人士通过社会运动一点一点争取来的。如今针对盲人的扶助，香港已经有一系列的立法，通过这些立法，盲人完成了从讨生存到争权利到做公民的三个步骤。

　　今年4月份，本报记者赴港参与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访问学人计划，亲身体验了著名的社会企业“黑暗中的对话”，并与香港盲人权益运动先驱庄陈有先生做了交流。

　　体验过程 摸到烂苹果，有同学尖叫

　　九龙美孚景荔径8号盈晖家居城2楼215号，大门关上，门帘放下，整个世界全部黑下来。有人递过一支手杖，讲述要领。要听从导航者的指令，全心地用脚、手、耳、鼻和皮肤来感知这个世界。引领我们的导航者，都是弱视或者全盲人士。

　　5个人的小组，排队的时候乱作一团，不是踩了别人的脚，就是抓住了陌生人的头。不过在导航员的指令下，大家很快摸索着向前。

　　手杖四处圈点，手也四处摸索，来感知这全黑世界的边界。大家摸索着进入公园，听见各种鸟鸣；进入闹市，站在十字路口，会听见车辆呼啸而过的声音；导航员提示你注意“嘀嘀嘀”的声音、节奏的快慢，以此来判断是否有充足的时间过街；然后进入菜市场，大家用手和鼻子，来一一辨别各种水果和蔬菜，有一位同学尖叫，摸到了一个烂苹果；某一间屋子里竟然是一个码头，海水拍岸溅起的水雾，清晰地洒在皮肤上，海鸟的叫声，就在头顶，导航员会亲自拉每个同学一把，上了船，摇摇晃晃，从尖沙咀开往中环；下船以后大家在一间咖啡厅休息，大家摸出事前准备好的硬币，递给吧台的工作人员，然后一杯咖啡或者冷饮就到手了，摸索着打开，开始慢慢品尝。

　　整个过程全部下来大约要1个小时，最后大家走出来的时候，有恍如隔世的感觉，不敢相信自己刚才真正地盲了一回。这就是著名的“黑暗中的对话”，最早由德国社会企业家 Andreas Heinecke先生设计。从1988年开始，这个项目在过去20年中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成功举办过，并已经从2006年开始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的一项常规项目。

　　体验目的 “黑暗中的对话”构建沟通桥梁 如今“黑暗中的对话”已发展成全球最成功的社会企业之一，透过专营权的方式在全球20多个国家的150多座城市举办体验式展览，逾600万人体验了只凭借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感受周遭世界的滋味。同时，它也为世界各地的盲人，残疾人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士提供业务培训，创造就业机会。

　　体验的门票费用，一部分用于展馆的日常支出，一部分用于导航员的工资，一部分用于企业的发展。“黑暗中的对话”不仅为弱视的人们提供了就业机会，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来获取新技术，培养对其自身残疾的积极态度，而且自然地帮他们和光明世界构建了一座沟通桥梁。

　　对话庄陈有

　　希望盲人能从事的职业范围越来越宽

　　云信：庄先生是香港失明人士界的传奇人物，能介绍一下您的经历吗？

　庄陈有：我6岁失明。1965年进入盲人寄宿学校（心光盲人学校）就读，初三离开心光。离开心光有几个选择，一个是接受职业训练，做电话接线生。这在当时是不错的工作，因为香港当时都是工业区，接线员能坐在办公室里。但是这个工作要求英语必须好；如果英语不好，就只能去工厂，接受训练，可以去盲人工厂，但是我不愿意去，我想接受正规的教育。于是我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就是到普通学校去完成教育学业。后来从香港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还考上了香港政府的政务员，我是目前香港唯一一个考上政务员的失明人士，再后来进入香港乐施会担任总干事，目前在香港失明人协进会工作。

　　云信：目前香港盲人就业的情况怎么样？

　　庄陈有：香港的盲人，有工作能力的占一半以上。我们希望盲人能从事的职业范围越来越宽，原来大部分是按摩、社工等，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做电脑程序员、音乐家了，我今年还帮助一个盲人小女孩进入渣打银行工作，担任行政秘书。

　　云信：香港盲人争取权益，都经历哪几个阶段？

　　庄陈有：应该说一开始是讨生存，后来到争取权利，再后来成为香港公民。

　　策划：本报记者 郭敏 (本文来源：云信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