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书写生命的“哲人”––史铁生
2010年的最后一天，作家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命运曾经将史铁生限定在轮椅上，然而，他用思想做脚，越行越远。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道：“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当这个“节日”降临的时候，他的亲朋好友，他的读者们无不为失去这样一位有着哲学思考的伟大的作家而扼腕叹息！这里我们选登此文，以示纪念。
用生命书写生命的“哲人”––史铁生
◎ 黄敏兰
插队：遥远的清平湾
如果没有插队，没有在农村染上疾病，史铁生也不会成为后来的史铁生。
1969年1月13日上午，北京火车站红旗招展、人潮如海；鼎沸的声浪中夹杂着一片哭泣声。一群青少年正在站台上向前来送行的亲友告别，这其中就有刚满18岁的史铁生和15岁的我。随着汽笛的长鸣，我们坐在不同的列车中，向遥远的陕北进发，一起奔赴那“广阔天地”。共同的经历使我能更深地感受史铁生的“遥远的清平湾”，也更能认识他个人道路的坎坷。
黄土高原上的劳动是艰苦的，当地老乡就把耕作说成是“下苦”，并称自己为“下苦人”，史铁生作品中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这对于习惯于大城市舒适生活、身体娇嫩的知青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不仅是意志的考验，也是体力的考验。史铁生的意志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身体出现了问题：因脊髓受损伤而引起腰腿疼痛。如果史铁生当时马上申请“病退”回北京，事情就不会发展到更为严重的地步。因为回京后可以得到治疗，使病情好转，也可避免繁重的体力劳动对身体造成进一步损害。按照北京市政府的知青政策，患病的知青可以以“病退”的方式回北京。虽然上面号召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但是很少有知青真正这样想。所以有些健康的知青也想方设法“病退”，例如开假的诊断证明、装疯、装病，甚至自残(当然是轻度自残，以免付出太大的代价)。有门路的知青则不用如此费劲，一些干部子弟或直接调回北京，或“走后门”当兵、以军队为跳板回京。
史铁生尽管不能“走后门”离开农村，也不会不择手段逃离陕北，但是以正常渠道回京应该是可以的，可惜他没有这样做。这主要是他当时对病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以为只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也许还有一点，是他可能并没有把陕北看作是“春风不度的鬼门关”，而是把它视为“世外桃源”。他看到乡亲们辛勤的劳作中也有诙谐和欢笑，并把人们挥汗如雨的劳作描绘成一幅从容、有节奏的动人画面。“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精神的畅想抵消了史铁生身体上的苦痛，让他并不急于告别陕北。
善良的陕北老乡心疼史铁生，照顾他，让他干较轻的活––喂牛和放牛，这让史铁生心里充满感激。在陕北，唯一能代替人力的牛被乡亲们视为宝贝，喂牛又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老乡把喂牛这样机要的工作交给他这个初到农村的小青年，充分说明对他的信任。孰料，这出于好意的安排，反而加重了他的病情。这完全是一场意外，在一次山野放牛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引起史铁生持续高烧，结果就卧床不起，稍稍缓解后也难以正常行走。他不得不在1972年告别陕北，真正“病退”回北京。
史铁生曾对我说，他一生中的一大遗憾就是没能上大学，要不是因为那场倒霉的病，他肯定会像我一样在1977年考上大学。
回京：从待业青年到职业作家
史铁生初回北京后的几年，几乎就是在痛苦中挣扎。
希望与绝望、生与死的抉择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人们一般喜欢引用《我与地坛》中的那句名言：“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似乎史铁生有着超然于生死的天性。但人们未必知道，他这份迎接死亡的宣言看似洒脱，却是经历了多少痛苦思考才做出的。我不知道史铁生有多少次试图赴死，但我知道他比绝大多数病人都饱受选择生死的艰难。
史铁生回京后马上住进友谊医院，是在他父亲的搀扶下艰难地走进医院的。当时他曾暗中发誓：“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没想到一年之后却是被人抬着出院。为什么没治好病也没去死呢？其中原因很多，一是天使般的大夫的挽救。一位王主任和一名护士长两次将他从死神那里“抢下来”，王主任后来劝他看书，说：“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这句话给他指出一条活的路，让他慢慢地做些事，于是慢慢有了活的兴致和价值感。还有就是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史铁生说：“我没死，全靠了友谊。”朋友们鼓励他，不时给他带来欢乐和对新生活的期待。
出院后的史铁生成了“待业青年”，前途无望；他母亲不甘心放弃，多次尝试治疗均以失败告终，也引起他的烦恼。于是他经常失魂落魄地跑到家附近的地坛公园，不断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地坛的苍凉与宁谧让史铁生躁动的心安静下来，让他暂别外界的纷扰，沉迷于精神的畅想、与大自然的交流。静下心来的他，也能通过观察地坛的人与事思考尘世生活。
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洁净的世界里，他找到了灵魂的支柱上帝(这个概念并非狭义的、具体的“上帝”)。他不停地与上帝对话，终于在上帝的感召下，使精神得到升华。不幸的史铁生因幸运地走进地坛而选择了生路。“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若换作人潮密集的北海、颐和园等名胜景区，即便有动人的美景，也不能符合史铁生的需要。“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
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如何活的问题了。这期间他母亲不断到劳动局低声下气地为儿子申请正式工作，但每次都遭遇冷漠的拒绝。不得已他到一家街道工厂去做临时工，工资好像是每月15元，仅能糊口。这种糟糕的境遇让史铁生痛苦不堪。因为他不是一般的病人，而是残疾人；却恰恰又是一个追求崇高感和优美感的人。在当时的中国，“人的尊严”还是个陌生的字眼，至于残疾人的尊严就更无从谈起。且不说处处遭受白眼是寻常之事，更有人肆无忌惮地当众讥笑、嘲弄。有人嘲笑他，他说他恨不得抱着炸药包冲过去，与之同归于尽。少数人善意的同情和怜悯，更令有着高贵品格的他难以忍受。找不到正式和体面的工作，只能和一些没文化的老弱病残者为伍，以画彩蛋这种简单劳动为生。从史铁生作品中描绘的阴暗破旧的工作场所、低俗的氛围，即可看出他对自己当时状况的不满甚至痛恨。
为了有尊严地活着，他必须找一个体面的职业。
起初史铁生试图走外语翻译这条路，但是当时的中国尚未改革开放，对外交流没有展开，这条路显然行不通。于是在朋友的劝说下，他改投文学门下：“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为什么要写作呢？作家是两个被人看重的字，这谁都知道。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哪怕那时再去死呢也就多少说得过去了。”(《我与地坛》)
选择了写作的道路是一方面，是否具备写作的能力还没有把握。别人质疑他学历不高，也不像健全人一样可以“体验生活”，如何能够写作？
幸运的是，上帝给了他超凡的文学天赋：简洁优美的语言、敏锐的感受力、丰富的想象力等等一切，再加上对生命、对命运独特而深邃的思考，最终成就了一个伟大作家史铁生。他的作品取得一连串的成功：《午餐半小时》和《爱情的命运》通过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刊物《希望》杂志问世，史铁生说这是他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兄弟》和《没有太阳的角落》在北京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首发。随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及其后的作品相继问世，引起轰动，更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地位。
史铁生说他的作品是在《希望》上最早变成铅字的，由此与西北大学结下不解之缘。我们西大同学，尤其是77级的，把史铁生视为校友。更巧的是，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也是我的校友，在校时我们已有较多来往。她是数学系的，而我是历史系的，是同一级。虽然隔行如隔山，当时文科与理科学生交往并不多，但对陈希米来说却是一个例外。她经常跑到我们宿舍聊天，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成了朋友。这是因为她的知识面广，所以乐于搞“跨学科”的交流。希米调到北京后，能够在华夏出版社做文史编辑，并升任编辑室主任，就充分证明了她文史知识的丰富。后来我的一些书评得到他们夫妇的欣赏，陈希米给我寄了不少她编辑的书，有时也让我写写书评，于是关系更加密切。此是后话。
从知青到画彩蛋的“待青”又到作家，史铁生的命运有着巨大的改变。命运让他去思考命运，苦难驱使他去回味苦难。
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命运又跟史铁生开了个大玩笑：由慢性肾病发展为可怕的尿毒症，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虽然四肢健全的人也会患尿毒症，但是史铁生的新病却是由老病引起的：因为身躯长期弯曲、不能正常排泄，尿液中的毒素难以及时排出，严重损伤肾功能。史铁生不得不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最初每周两次(一般病人都是这样)，后来因病情加重增加到每周三次。每次透析四个半小时，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大损害，但史铁生因为体质太弱，回到家中已是筋疲力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这些还能够忍受，最重要的问题是昂贵的医药费如何解决。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说，不少病人因没有钱而只得等死。有钱和没钱，竟然成了生与死的界线。幸运的是史铁生因“有钱”而被留在了“活”的这一边。这个幸运来自朋友的帮助和他作家的身份。最初是朋友们为他筹集医疗费，后来考虑这不是长久之计，便向有关方面申请资助，后来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向东城区、朝阳区、北京市残联、北京作协募集解决，2008年正式成为北京市专业作家，年底开始由北京市文联报销透析费、医药费。
这样看来，当初选择写作对他生活的意义多么重要：不仅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改变了人生的道路；还为之后的生命提供了保障，这是当初难以想到的。如果他始终画彩蛋，多半要归到“死”的那一边。有组织的帮助就大不一样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每次看似令人绝望的打击没有让他气馁，终于通过拼搏跨越激流险滩，赢得胜利，然后又镇定地迎接下一场命运的较量。从知青到画彩蛋的“待青”又到作家，史铁生的命运有着巨大的改变。命运让他去思考命运，苦难驱使他去回味苦难；理性的思考使他战胜不幸，并把痛苦降到最低点。
“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临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上帝让我终生截瘫就是为了让我从目的转向过程，追求使你充实，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好运设计》)
在《病隙碎笔》中，史铁生说：“有一回记者问到我的职业，我说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这不是调侃，我这四十八年大约有一半时间用于生病，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好像都相中我这身体是一处乐园，或许‘铁生’二字暗合了某种意思，至今竟也不死。但按照某种说法，这样的不死其实是惩罚，原因是前世必没有太好的记录。我有时想过，可否据此也去做一回演讲，把今生的惩罚与前生的恶迹一样样对照着摆给––比如说，正在腐败着的官吏们去做警告？但想想也就作罢，料必他们也是无动于衷。”让人难以忍受的病痛却被他描绘得如此轻松，有着这样心态的人还能活得不愉快吗？
幸运：来自三位伟大的女性
他也的确有很多幸运的际遇，这是他能满怀幸福感地活下去的关键，也是他生活和创作的动力。这幸运首先来自三位伟大的女性：奶奶、母亲和妻子。
对奶奶和母亲，史铁生充满感激和怀念。他在作品中说，如果有一片空地，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奶奶。选择合欢树是因为母亲一次从劳动局返家途中，在路边挖了一株合欢树树苗(当时以为是含羞草)，栽到自家院子里。选择海棠是因为他小时侯淘气，经常呆在海棠树上不下来，奶奶从树下给他递吃的、喝的、玩的，或扶他下来回家。
奶奶和母亲给予他无边的爱，也让他懂得什么是爱、应该如何去爱。在《奶奶的星星》中，奶奶告诉他的故事与通常的说法不同：一般人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熄灭了一颗星星；而奶奶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颗星星，人死了，就会升到天空，变成星星，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个亮儿。于是他“慢慢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烛光……”他透过奶奶的博爱，思考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人与人的相互迫害，从而认识到：“人类浩荡前行，在这条路上，不是靠的恨，而是靠的爱……”在《好运设计》中，史铁生所描述的那个母亲，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母亲：“一个幸运者的母亲必然是一个幸运的母亲，一个明智的母亲，她教育你的方法来自她对一切生灵乃至天地万物由衷的爱，这样你就会爱她，你就会爱她所爱的这个世界。”
史铁生曾阐述写作的目的，是要将思索的结果造福于后人，为后人铺平道路，这样做使他感到幸福。他说：“一个真正的幸运者就应该有这样的胸怀有如此高尚的情操。”(《好运设计》)可以说，爱是史铁生写作的动力，也是他作品的主题之一。
到后来，史铁生又有了陈希米这样一个善良、聪慧的妻子。史铁生和陈希米个性不同。史铁生是北方人，性格豪放却又平稳，说话不紧不慢；陈希米是上海人，说话语速快，干脆利落，性格也很爽快。他俩恰好互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铁生有着较深的宗教情结，希米在华夏出版社编辑的书也多是在神学和西方哲学方面。这是否反映了两人共同的志趣？希米也是个要强的人，尽管自己身体也不好，平日里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照顾病人，她仍不懈努力，做出不少大项目，着实令人钦佩。史铁生说，没有希米，他绝对活不到现在。无疑，把希米送到铁生的身边是上帝对他最好的眷顾。
一次史铁生又提起对外语的爱好，无意中透露说他时常给夫人用外语发短信，无论她是否在家；这是他对妻子的挂念，当然有时也是为了好玩。他问夫人：Where are you？What are you doing？我问希米是如何回答的，她说，我没理他。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史铁生也跟着笑，一点儿不显尴尬。也许希米不理他倒比有问必答更合他的意。
现在幽默、有趣的铁生走了，希米难免会感到寂寞。从此我便由挂念铁生转为挂念希米了。
死后：他的生命在人间延续
史铁生的幸运还在于他有许多好朋友，鼓励他勇敢地活下去，鼓励他写作；随时给予帮助：外出时推轮椅、生病时送他到医院、帮助解决房子、医疗费等问题、把门前的台阶改成无障碍斜坡……
当时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是朋友，在后来漫长岁月中伴他一路同行的，也是遍天下的朋友。今年1月4日，也就是史铁生60岁生日(冥诞)，“与铁生最后的聚会”在北京798工厂举办，到场者近千人，其中除了一些慕名而来的读者，就是他生前的众多好友。
今后每年的1月4日或12月31日，定会有不少人去地坛祭奠他。而我，则要包上一碗他小时最爱吃的扁豆馅饺子，与他共享“老史家”的这份特色食品。
对于我来说，史铁生是我的朋友，也为我提供生活的动力。
因为病多，我常常抱怨自己命不好，反过来便羡慕那些健康的人，觉得他们比我幸运和幸福。一次我问史铁生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想法，他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感恩，感谢上帝给我的一切。”史铁生说感谢上帝，就是因为上帝在让他受苦的同时，又让他通过战胜苦难实现人生的价值，体会到胜利者的快乐。在我和另一位朋友诉苦时，他说：“史铁生的朋友，还能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吗？”这么一想，让我又恢复了信心。
又一次我问史铁生，你是否相信人有来世？他说，他不相信转世说，但是认为人的生命在死后仍会延续，并不是一了百了。首先人的精神会传给后人、影响后人；其次，人的肉体也不是了无踪迹，它会融进大地或江河湖海，或许在什么时候就参与另一个生命的形成。对于第一种说法我完全能理解，史铁生正是一颗闪亮的巨星，照亮了人们的心灵之路。但是对第二种解释，我当时还难以理解，直到现在才终于明白。史铁生死后，依照他的遗愿，将肝脏等器官捐献给他人，他的生命由此而在人间延续。
最后，我想说，有史铁生这样一位伟大的朋友，是我一生的幸运。幸运我能从他那里找到自己的幸运，把以往认为是灭顶之灾的不幸缩到最小；让我认识到听任“不幸”的摆布是多么愚蠢和可笑，因为那样只会增加自己的不幸；从而让我能笑迎一切可能降临的灾祸。我还想对他说，你的生命在所有被你爱过的和爱你的人们身上延续，你的思想激荡着我们的心灵，你博大的爱加深了我们相互之间的爱和对全人类的爱，你的热血在我们的躯体中流淌。这就是我们对你的永久纪念。
有网友提议在地坛公园为史铁生树立雕像。其实无论是否有实际的雕像，史铁生已经让地坛这座普通的园林，变成一处令人神往的圣地，他的名字和地坛永远地连在一起，就像巴黎圣母院因雨果而闻名于世、得以永存一样。
史铁生，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小说家，散文家。
1951年1月4日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到陕西延川插队落户。1972年因病返京。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随后，一发而不可收。《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别获1983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病隙碎笔》获得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代表作有《务虚笔记》、《命若琴弦》、《我与地坛》等。